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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散文气韵浅论——读《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有感

国学大师苏州大学已故教授钱仲联主编的《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将曾国藩列为八大家之一,并精选其散文71篇付梓。由此可见,这位咸同中兴第一名臣、清王朝汉族知识分子最大的权贵曾国藩,虽饱受世人诟病,但其立学、立言,以自己的文学理论与诗文作品自立门派,带领湘乡文派的学士们,使桐城末流出现振兴的景象,延其余音。故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抹煞。

笔者畅读丛书之《曾国藩文选》,想就曾氏散文气韵进行一些探讨,以期对曾氏有个更深入的认识。

曾国藩在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出“气”的理论:“行气为文章第一义。”所谓“气”,实际上就是文气,就是文章的气势。所谓“行气为文章第一义”是说写文章要以“气”为先,把“气”看成重中之重。事实上,大约秦以前的文章更加讲究文章内容,汉以后的文章更加讲究文气。虽说文气始于汉,但盛于唐、宋,且尤以韩愈、柳宗元等为最。

曾国藩十分重视古文,非常推崇气势旺盛的文章,他认为文章“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古人绝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但是,“在气势、识度、情韵、趣味这四表象中,惟气势之属太阳者,最难能可贵。古来文人偏于彼三者,而无不在气势上痛下功夫”。很显然,古人所写的好文章,在气势、识度、情韵、趣味这四个方面必占有一面,然而最吸引人的、最难以做到的是气势。因而,自古以来文人们无不把气势视为重中之重而狠下功夫。

曾国藩同时明确提出“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他曾在给儿子的信中反复勉励儿子“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在曾国藩看来,行文纵横恣肆,势不可挡,这样的文章才称得上雄奇,才是好文章。曾氏在日记中写道:“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不咽……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也”。可见曾氏文气之盛于一斑。

刘师培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就肯定了曾国藩文章“博大雄奇”之美:“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宗之。……然以空疏者为之,则枯木朽荄,索然寡味,仅得其转折波澜。惟姬传之丰韵,子居之峻拔,涤生(曾国藩)之博大雄奇,则又近今之绝作也。”

我们以曾氏的《原才》一文为例。文章系统反映了曾氏的人才观,强调了领导人才的作用和取才用才应持的态度,行文离合擒纵,深得文章之妙。

文章开篇运用“提叙”法,各段灵活使用层递、对衬之修辞技巧,且论事说理,有详有略,有主有宾,故能“雅洁不芜”。其中有铺叙、有转折,有短句、有长句,句法变化,跌宕生情。

对比映衬技法的广泛使用使文章大气磅礴。第一段,以庸弱与贤智相对照,以突显人才之难能可贵;又以“赴义”与“赴利”相映衬,以见人才思想的两极影响。其中前后两段论述,又皆用层递修辞法将文意作轻重有序的安排,故条理井然。第二段,赞扬先王之治,而感叹“世教既衰,欲抑先扬”,“治”“衰”相形,也是两两相对,前后映衬;只不过,此处侧重反面详说,以翻应人才应“当路在势”的主题旨趣。反衬烘托中,再用铺叙排偶句法详写衰世英雄之影响;其间并列“仁义”与“功利”作对衬,也达到相映成趣之效果。第三段,前幅反驳在势君子言天下“无才”之谬说,后幅提出“一命以上”皆当以“拔才”为使命之建言,也是以“无才”、“拔才”对举映衬,表现旨趣。其中后幅遣词造句都用层递法行文:由移十人、拔十人,渐层到移百人,拔百人,是递升式层递。转移社会风气责任,由期勉“高明”“在势”之君子,而推广到“一命以上”,也是递升式用法,行文轻重有序如此,条理层次自然分明。最后一段,论选拔人才,转移风气,是君臣上下的当务之急,也是采层递行文,先君王后臣下,则为递降式。其中文字又有详略之分,君略臣详,君王只略叙一句,臣下却详写四句,详略之道跟轻重有关,陶铸人才,移风易俗,“有国家者”只要“存吾说”就可以了;至于执行成效,或扩大影响层面,则非“一命以上”全体动员不可,既强调臣下的动员和配合,故当多写。写士大夫处,亦从正反两面作较周到之论述。通篇文气,于劲直中隐寓婉曲;句式变化,顿挫有致。

钱基博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厚集其气,使声采纳炳焕而嘎然有声”,不无道理。

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长相济。具体说,义理是观点,考据是材料、论据,辞章是属于形式方面的问题。曾氏在此三者之外,再加上一门“经济”之学。他说:“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辞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他明确指出“经济”是政事,是朝政的处理,是治理国家之道,这些应是文章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曾国藩将“经济”引入文章,是增强文章气势的重要途径。

曾国藩讲文气,特别推崇文章的阳刚之类,尤其注重光明伟岸,气势恢宏的作品。他曾说:“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锡裘而来,绝无缝靛狠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可见,他是把阳刚之美作为文章写作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时所具有的一种审美取向。对这一审美高度,从古至今少有人能够企及,却又是很多文章作者想要达到的境界。

曾国藩曾对儿子说:“谓雄奇的文章主要是以气势为主,造句次之,选字更次之。然而,从来没有字不古雅而句古雅,句不古雅而气古雅的。”因此,文章的雄奇,关键在行气,而文气的营造又依赖于选词造句。他同时还认为只有思路宏大、开阔的文章才称得上是兴旺之作。

曾国藩在论文时所讲的“气”,是积寓于作者精神世界中的一种客观存在,是指作者内心具有的思想感情、气度、识见等等。人与人之间,性格、气质不同,对外界事物的反映也就不同。曾国藩讲“气”,又是可“为文”之气,而他的为文,又以有刚劲宏阔之风为上。因此,他所讲的“气”,是人内在的精神气质,又是在与外界接触中能表达出来的充盈于内心的浩荡澎湃,雄劲奔放的情思。

总之,曾氏散文,雄奇跌宕。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文中说:“桐城方、姚之文者,多失缓懦,而国藩矫之神奇。……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算是触摸到了曾氏散文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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